近年來，產業資本CVC已經成為股權投資市場不容忽視的一股力量。不少人認為，產業資本CVC是“一手拿資金、一手拿訂單”去投項目，這是對創業公司最有吸引力的地方。

在華大共贏總經理、創始合伙人劉宇看來，這種對產業資本CVC核心競爭力的認知只是停留在表面。

“對產業龍頭企業來說，只有創業公司的產品足夠有競爭力時才會有業務合作的可能性。CVC做投資真正的核心優勢在于，能夠提供產業的場景和機會，幫助創業公司低成本試錯和快速成長。”近日，劉宇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時說。

劉宇認為，創業需要不斷試錯、迭代、優化，在踩坑的基礎上修正然后繼續往前走，是很常見的過程。在經濟高速增長、投融資活躍的時期，創業公司可以通過充足的資本彈藥去快速試錯和迭代，從而實現產業化。但在投融資寒冬的大環境中，資本的容忍度在降低，創業公司的試錯機會在減少。產業資本CVC可以相對低成本地為新技術、新產品提供應用場景，幫助創業公司快速成長、減少犯錯機會，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隨著產業資本CVC的重要性愈加凸顯，華大共贏在醫藥健康投資寒冬的大背景下，仍然保持著相對進取的投資態度。據了解，今年到目前為止，華大共贏已經完成五個項目的投資。自2016年底創立以來，華大共贏共投資30多個項目，管理規模達20多億元。

同時，劉宇透露，目前華大共贏正在籌劃兩只新基金。一方面，團隊正在設立新的臨床科技成果轉化基金，該基金定位早期轉化投資，規模預期2億-3億。另一方面，團隊也在啟動生物經濟產業基金，規模預期10億-20億，擬針對《“十四五”生物經濟發展規劃》的政策引導，在生物醫藥（細胞和基因產業、生命科學工具、創新醫療器械等）、低碳生物智造、現代生物農業、綠色營養科技、生物安全等領域進行應用布局。

在投融資寒冬的環境中，華大共贏投資策略有怎樣的堅持與調整，它持續做早期科研成果轉化的邏輯是什么？面向未來，華大共贏看好哪些細分賽道的投資機會？它如何發揮產業資本的資源優勢，又該如何正視產業資本的局限性？

劉宇。資料圖

保持進取投資態度，微調具體投資策略

《21世紀》：您對今年醫藥健康領域的投資熱度有怎樣的評判，華大共贏今年的出手節奏和投資策略是否有所調整？

劉宇：今年醫藥健康投資的大環境會有所降溫，華大共贏保持著相對進取的投資態度，但節奏也有所放緩。今年到目前為止，我們完成五個項目的投資，主要是投資細胞和基因產業、創新醫療器械領域。

作為華大集團參股的CVC，我們堅持的核心策略是聚焦生物科技產業，沿著華大產業鏈進行上下游投資布局，以及做早期的科研成果轉化投資。

同時，今年我們也進行了投資策略的微調。原來，我們在大生物領域，從藥到器械、生命科學工具，再到合成生物、生物化工等細分賽道都會有所投資。現在，對于產品商業化進程更快、確定性更高的項目，我們會加大投資力度。對于周期相對更長如創新藥項目，我們會更多地傾向謹慎樂觀，投資上也會更加克制。

《21世紀》：其實在目前的大環境下，很多投資機構都會對長周期項目相對謹慎。早期科研成果轉化的投資通常也是長周期的，華大共贏為何堅持在這方面的早期投資？

劉宇：我們做科研成果轉化投資的邏輯會有所不同。科研成果轉化本質上是資本方、科研成果的擁有人、運營團隊三方一起，把科研成果向產業化的方向推進。站在微觀的角度來看，比如說把實驗室已經申請IP的專利技術變成有臨床價值的產品，幫助其進行功能驗證、原理樣機開發、臨床應用等。

我們做早期科研成果轉化的優勢在于，投資的確定性更高、周期更短。一方面，我們跟產業方進行深度融合，對產業端有哪些未被滿足的臨床需求理解得更為深刻。然后在專家教授群體中，去挖掘適配的科研成果。我們對于科研成果如何實現產品化、如何挖掘臨床價值把產品變成商品，也都有更深的見解。

另一方面，當我們投資的創業公司產品驗證可行之后，可能會整合進入華大集團或生態圈公司的產品體系之中。華大共贏可能以股權轉讓等方式實現退出，而不是持續多輪融資后等待公司的IPO，所以整個投資周期不會那么長。

在我們的投資組合中，超過七成的項目是做自己所擅長的事情，比如產品開發、技術創新點不斷迭代，然后把后面產品化、商業化的工作交給已經成熟的產業上市公司平臺。這種并購不僅僅是華大參與，也可能是我們投資組合中的已上市公司、基金的上市公司LP等，他們也都需要創新產品技術來推動公司的未來業務發展。

《21世紀》：華大共贏今年會尤其關注醫藥健康的哪些細分行業賽道？

劉宇：基于華大基因的核心技術優勢，我們的使命是向下游延伸尋找更多基于多組學生物技術的應用，比如把生物技術產品化應用到醫療健康、工業、農業等領域的項目。

就具體細分賽道而言，首先，我們關注細胞和基因治療。在傳統生物制藥領域，過去10-20年我們me too、fastfollow的較多。但在細胞和基因領域，中國已經積累了核心優勢并有趕超趨勢。我們近期也在不斷推動干細胞、IPSC、基因編輯治療方面的項目，同時產業鏈上游的細胞分選、自動化/一體化/智能化生產及分析檢測設備、細胞庫等質量體系等需求也是我們所關注的。

第二，基因技術、生物技術在現代農業生物育種領域的應用也是我們今年相對看得比較多的。該領域的快速發展離不開政策的鼓勵和推動，為了確保解決種業的卡脖子問題，國家政策角度放開了對于轉基因和基因編輯育種的政策。近日，農業農村部種業管理司發布國家農作物品種審定委員會初審通過的轉基因玉米、大豆品種目錄，這是繼2022年6月出臺《國家級轉基因大豆、玉米審定標準（試行）》后首次轉基因品種通過國家品種審定。

除了政策驅動，還有技術創新的驅動。基因編輯、高通量基因測序等生物技術，更新迭代發展得非常快。由此，生物育種在今年整體呈現出快速發展、快速產品化的狀態。我們也在其中尋求產業投資機會。

第三，我們也關注治療性的疫苗和核酸藥物。這背后的驅動一方面是技術進步使然，另一方面，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催化了mRNA疫苗的快速應用。包括其他感染性疾病的防控、腫瘤等慢性病治療，乃至于RNA編輯。另外，在雙碳節能減排的大環境下，我們也十分關注生物醫用材料、生物化工領域的項目。

平衡立足產業發展的優勢與局限，提高投資外延擴展性

《21世紀》：今年以來，貴州茅臺、上汽集團等產業龍頭上市公司設立產業基金愈加頻繁，產業資本風頭越來越盛。您如何看待這種趨勢，對華大共贏等產業資本CVC來說，在做股權投資過程中如何發揮自身優勢的？

劉宇：這跟整個投資環境的變化都有關聯。在以往的投資模式中，VC/PE機構選取有潛力的賽道，在賽道中選擇技術和產品實力過硬的團隊去進行投資，通過資金優勢幫助公司快速成長。在當前競爭愈加激烈的市場環境中，這種模式面臨很大的挑戰，CVC體現出相對優勢。

首先，在自身產業輻射的范圍內，產業資本對產業未來的發展趨勢、創新技術產業化的方向等，會有更專業、精準度更高的研究判斷。

一般VC/PE機構有自己的研究部門，主要是通過行業訪談、信息收集的方式去做研究。很難有大量的研究員，對基因編輯技術、單細胞技術的產業化等方向，有特別深入的研究。我們的優勢在于，可以跟華大集團內部、研究院的同事去交流，站在全球的視野格局去看技術的迭代趨勢和產業化趨勢。

第二，我認為CVC真正的核心優勢在于，能夠提供產業的場景和機會，幫助創業公司低成本試錯和快速成長。在投融資寒冬的大環境中，資本的容忍度在降低，創業公司的試錯機會在減少。一些新技術、新產品需要多次試錯才能找到相應的應用場景，但可能在你找到正確的場景前，資金和資源已經消耗殆盡了。

站在產業資本的角度，我們可以相對低成本地為新技術、新產品提供應用場景，讓公司去試用、磨合。甚至我們的產品研發人員會提供改進、提升的建議，讓創業公司的產品技術能夠更好地滿足華大等產業方的需求。這相當于是一種聯合研發，能夠幫助創業公司快速成長、減少犯錯機會。

《21世紀》：產業資本有產業的視角和資源，但也會面臨產業的局限，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劉宇：這確實是雙刃劍的關系，產業資本CVC根植于產業能夠發揮出產業資源優勢，但產業方會對核心業務有所聚焦，產業資本有時候可能會面臨投資面相對較窄的問題，制約投資布局和競爭力。

我們需要在中間不斷平衡，發揮好自己的優勢。我們也在探索基于產業方和產業股東的資源，提高投資的外延擴展性。比如，把華大集團的底層生物技術向工業、農業領域去拓展應用，尋找合適的投資標的。

從同行經驗來看，也有比較成功的打破產業局限做投資的CVC案例。比如禮來亞洲基金，它起始于禮來制藥的風險投資部門，在2011年成為獨立的投資管理公司，目前共管理超過等值50億美元的6只美元基金和5只人民幣基金。禮來亞洲在發展的第一階段是主要圍繞藥進行投資，進入發展第二階段之后，它在創新藥投資的基礎上，進入醫療器械、細胞和基因等領域，實現了向大健康領域的進一步投資拓展。

并購退出愈加重要，但仍面臨多重挑戰

《21世紀》：由于A股的暫緩IPO、港股的流動性偏低，IPO退出渠道受到較大的影響。您認為并購退出會變得越來越主流嗎？CVC是否可以主導一些并購，更加凸顯出優勢？

劉宇：IPO是非常不錯的退出渠道，但相對客觀地來看，投資組合中如果有20%~30%的項目通過IPO退出，已經是非常不錯的表現了。未來可能超過七成的項目在退出時，都需要考量并購整合的可能性。大量公司在發展到一定階段后，會尋求跟產業上市公司的整合。

作為產業資本CVC，我們在被投項目的并購退出上確實會有一些優勢。在前幾期綜合基金中，華大作為基石出資人的出資比例在20%到25%，同時，我們會募集來自政府引導基金、國資母基金，以及其他上市公司的資金。這些上市公司參與進來也是看重我們的投資策略和領域，跟其主營業務、未來戰略的協同度。我們投資的新產品、新技術，很可能是華大以及這些產業上市公司未來的并購標的。

《21世紀》：當前，想要推動醫療健康領域的并購整合還面臨哪些挑戰？

劉宇：首先，A股上市公司的并購目前普遍是報表型并購，大家約定俗成是按照PE法、PS法去估值，很多醫藥和器械的創業公司還在臨床期，沒有產生銷售和利潤難以去估值，這意味著并購也很難去推動。

如果創業公司的產品已經研發成熟能快速變現，或者不會拖累上市公司報表表現太長時間還好。如果并購過來后還需要持續投入，短期內對上市公司的業績、股價和市值有影響，很多上市公司是會猶豫的。

第二，從業者對并購市場、并購文化的接納度需要進一步提升。一方面是創始人的想法需要有所改變，原來創始人做產品的技術含量可能并不高，但因為做得早、商業化做得好，就可以實現上市。現在創業環境已經發生了變化，做出一家上市公司的難度在增大，只有產品力、商業化能力和運營能力都特別強的公司才能走向上市。大量公司可以盡早選擇并購整合的路徑，有效的并購整合也可以減少社會資源的浪費。

另一方面，投資人的預期也需要引導。以往大家習慣了IPO退出帶來的數倍、數十倍的股權投資回報，并購退出帶來的收益沒有那么高，可能就是50%、一倍的收益。